导言 我国的学者自古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当日寇的铁蹄踏上积贫积弱、累累伤痕的中华大地，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每一个学者都以自己的方式，承担起作为学者的爱国责任。 一、奔走呼号宣传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外敌压迫空前严重，而蒋介石实施“攘外必向安内”政策，消极抵抗，一味退让，领土主权任人践踏。在国家遭受野蛮侵略，民族面临生存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学者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与一致，不分党派，不分学派，不分领域，一力抗战。一方面他们呼吁国民党“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立息内争，共御外侮”，另一方面他们利用各种途径和方式动员民众，宣传抗日。 吴稚晖早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国民党内颇具威望的元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积极反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为蒋介石出谋划策，为蒋介石所倚重。但对于国民党在抗战的不抵抗，吴稚晖则深恶痛绝：“不抵抗主义者，反在唱高调，真令人痛心到极点！”（《教育改造与救国》） 1931年九一八时，马相伯已届91岁高龄，他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自1932年11月起，他连续四个月发表了12次国难广播演说，还先后发起组织江苏国难会、不忍人会、中国国难救济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爱国救亡团体，被公认为救国领袖、爱国老人。他积极支持抗战政治家的活动，与宋庆龄、杨杏佛、沈钧儒、史良、王造时、邹韬奋、章乃器等人有交。1936年，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入狱，马相伯多方营救。七人获释后，前往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沈钧儒在照片上题书“唯公马首是瞻”。 很多学者奔赴各地演讲，宣传抗日。如本书收入的《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就是丁文江在燕京和协和两所大学的演讲，他谆谆教诲青年，要以十二分的努力，彻底了解近代国家的需要，养成近代国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