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逝去的岁月 雕塑着永恒的历史 凝固着那些抹不掉的故事 ——摘自笔记 第一章 新疆冬天的白天特别的短，五点刚过，天空就昏暗了下来，当伙房那块用来当钟的钢板在寒气中发出当当的响声时，天早已经黑透了。 我从伙房打好饭，天太冷了，鼻子与手都凉的生疼，我奔进队部的统计办公室，屋子里要暖和多了。新疆的冬天就是这样，外面很冷，但生了炉子的屋子里却很暖和。所以新疆的冬天有时也并不怎么难熬。 晚饭还是老样子，一个玉米窝窝头，一搪瓷缸玉米糊糊，糊糊上面有几粒用包包菜根疙瘩腌的咸菜，切成丁丁，在油锅里爆炒了一下，因为沾了点油腥味儿，所以吃起来也很香。我坐到办公室的办公桌前，咬着玉米馍，喝着糊糊汤，嚼着咸菜疙瘩，吧叽吧叽的咀嚼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自己都能听得到。如果在上海家里这么吧叽着吃，外婆就会吼。外婆是瞎子，看不见：“啥人吃饭的声音啊，穷叫花子投胎的啊。”外婆的规矩多得很，“坐没坐相，吃没吃相，走没走相，像什么样。有的姑娘家两条腿劈开着坐，下面那个红兮兮的东西都叫人看去了，真丢人！”那时我还小，当时就很吃惊，外婆什么也看不见，怎么知道那东西是红兮兮的呢？她肯定是听别人的荤段子才知道的，所以荤段子什么时候都有。我正吧叽着，门被推开了，余文教走了进来。 余文教叫余振林，大眼睛，鹰勾鼻，薄嘴唇，是个话很多的人，别人说他城府很深，但我同他接触了一段时间后，觉得这个人有时也蛮透明的，对人也算比较真诚。他和我很说得来，因为队上文化人不多，在文化档次上我俩算是比较高的，因此我俩很谈得来，尤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俩有时谈的还算投机，何况在队上又属于同一个派的。 余文教也端着一缸子糊糊，手上捏着一个玉米馍。他一般是在家吃，很少在大食堂吃饭的，除非工作很繁忙的时候。但现在是文化大革命，又是冬天，虽然每天都要下地拉肥，但在那个年月，都是出工不出活，在工地上磨蹭上一天。人就是这样，能有偷懒的机会谁不偷懒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