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们对上法庭做证的证人的要求是，要说出实情，全部的实情，除实情之外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涉及中国人的时候，许多“证人”能说出一些实情，但是，他们中间没有几个敢问心无愧地称自己说的只是实情而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至于全部的实情，那就更没人说过了。再博学的人，也没有一个能够了解中国人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这本书面临着三种来自不同视角的异议。 第一种声音或许会说，试图描绘中国人的性格，将之原原本本地转述给其他人，是一项注定徒劳的努力。乔治·温格罗夫·库克先生，伦敦《泰晤士报》于1857至1858年间派驻中国的记者，由于工作机会而得以亲眼目睹处于各种不同境况下的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依靠他那训练有素的记者的敏锐目光，可以说他已经对中国人有了大致的了解，就像那个时代以中国为写作对象的每一位作家那样。在为自己的书信集所写的序言中，库克先生却为他未能曲尽其妙地描摹中国人的性格而向读者致歉：“在这些信件中，我还没能详尽地解析中国人的性格。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再也没有什么主题能够比它更加引人入胜，再也没有什么题目能够比它具有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可以进行精心的假设、深刻的概括和成功的归纳。我获得了这样的机会却没有加以利用，任何一个小批评家都会因此而蔑视我。事实却是，每当我刚一提笔记下整个中华民族的若干非常优秀的品质时，非常不幸，我所观察的那些人却总是会同时表现出另外一种言行，推翻我原来的假设。为了忠于事实，我连续焚毁了一些信件。我还可以补充一句，我经常与一些最负盛名的汉学家谈及此事，发现他们也总是与我观点一样，认为不可能得出一个关于中国人性格的整体概念来。然而，这难题只有那些实际接触过中国人的人才会遇到，一位聪明的、对讨论对象茫然无知的作者，或许反而能够毫不费力地完成冠冕堂皇、不符合事实的分析。而分析则应该是真实的，没有任何臆造的成分。或许总有一天，我们能够获取一些必要的知识，合理地解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