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

[日] 芥川龙之介
译者序 1921年的春天,芥川龙之介来到了中国。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中国的古典诗词小说早已烂熟于心,他甚至模仿《聊斋志异》等志怪笔记,搜集整理了一部日本志怪《椒图志异》;可受过新式教育后,本来的文化之旅变成了满腹牢骚,想象的古典之美在惨淡的现实中轰然崩塌,傲慢与鄙夷之情溢满笔端。此时的芥川就像他笔下提到的皮埃尔·洛蒂,那种对所谓落后异文化的讽刺俯拾即是,这一点颇值得玩味。洛蒂自然咸以西方之是非为是非,然而芥川却有其自身的分裂:他既接受了西方文明,却又不满于西方人的自大及其蔑视日本人的态度,甚至“燃起了比水户浪士还多十倍的攘夷精神”;此外,他自幼深受汉文化熏陶,在中国旅行便时不时掉入古典小说的幻想场景之中,可好景不长,很快他又被拉回现实,尖酸的话语鲜活刻画出彼时的芥川。 多年以后,当我们通过文本再次审视当初的生活图景,既惊讶于穷困中国的苦难,也会感慨芥川的刻薄言辞。其实,像芥川这般态度的学人在当时日本不乏其人,著名东洋史学家桑原骘藏就被人称为最讨厌中国的中国学家,“不过我们终究需要明了,古典文学研究在人家那里是兴趣爱好,在我们这里却是文化传承,人格修养的锤炼。所以,不管对方对我们的态度如何,我们还是得拿出开放的态度和反躬自省的精神。”诚哉张晖之语,于我心有戚戚焉。 陆沉 自序 Journalist(记者)才能是上天赐予我的恩惠(或是天降的灾难),使我终于写成《中国游记》一书。我受大阪每日新闻社所托,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下旬至同年七月上旬的一百二十多日里,遍历上海、南京、九江、汉口、长沙、洛阳、北京、大同、天津等地,待回日本后执笔撰写游记。《上海游记》《江南游记》一日一章,而《长江游记》则是继《江南游记》后,未能执行一日一章计划的半成品。写《北京日记抄》时也没按照计划,印象中好像两天就写完了全部。而《杂信一束》大抵就是誊写了一遍明信片上的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