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套装共2册)

杨奎松
前言 在大陆,已有的研究国共关系史的著作,至少应当在十几部以上。但是,翻遍已有的研究国共关系史的著作,可以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所有的研究都是基于同一角度,即站在中共角度所做的研究。与其叫国共关系史研究,不如叫共国关系史研究要准确些。 为什么说已有的研究著作几乎都是站在中共的角度来研究国共关系呢?这是因为,迄今为止大陆出版的这些研究国共关系史的著作,所利用的史料,基本上都是中共方面的,很少至少是较少利用到国民党方面的史料。 主要利用中共方面的史料来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史,有什么不足吗?有。从中共保存下来的大量史料出发,来研究它与国民党关系的历史,对于了解中共在两党关系问题上政策策略形成的原因及中共推行贯彻这些政策策略的过程,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它便于我们理解在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中共的认识、感受和它在处理两党关系问题上所依据的逻辑,以及由此所获得的成功或失败。但就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史而言,这却是不够的。较少利用和了解国民党方面据以形成其政策策略,包括记述两党关系问题的种种史料,就不大容易理解国民党当时许多政策策略形成的原因,不大容易了解其政策策略推进的过程及国民党人对其政策策略实施过程和效果的认知情况,甚至还可能误把一方当年在不明了对方真实感受和意图情况下所做出的某些政治判断,简单地当成自己立论的基础。 我在1991年就写过一本叫《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的书,因为研究写作时还很少可能利用到台湾方面保存和出版的档案史料,因此也就决定了该书也只能是以中共方面保存和出版的相关史料为分析的依据与线索。尽管书出一年后即告脱销,加印时临时核对或补充了一些当时已经可以找到的台湾方面出版的史料,但整体上也仍旧没有多大变化。 当然,就国共两党谈判史而言,即使在过去了十多年,有机会大量查阅保存在台湾的国民党各种文献史料之后,笔者也没有发现更多地依据两方面史料来研究国共谈判历史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