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近年来，随着国学的所谓复兴，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逐渐成为了大众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题目，很多人都是带着现时的困惑，希望能从这位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的“千古完人”这里，得到一些滋润心灵的启发和智慧。 不过其中也许掺杂了很多人的功利主义动机，这也许是对于儒学尤其是王阳明最大的亵渎，因为儒家最核心的价值标准就是道德与道义，这也是当下中国最为或缺的，其实也正是我们今天来重新学习儒学、学习王阳明的最大价值诉求！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有一个时期）出于对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化的误解，将儒家贬低得一文不值，甚至于把它当成中国野蛮、落后的罪魁祸首，其实这正是他们忽略了儒家所宣扬的道德至上、天下为公、选贤任能的核心价值观，而错把一些诸如法家的思想算到了儒家头上，因为儒家之所以发挥坏作用，正是因为它被迫绑在了法家所构建的这套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坏制度上的；中国进入两千多年的秦制以后，正是因为这套儒表法里的变态制度，才导致儒家被迫替法家背上了黑锅。 儒家有其维护现行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的保守的一面，但主要还是出于社会稳定的考量，其出发点也不同于法家的不仁不义（我们今天依然有很多保守派，如不许堕胎、不许同性恋等，以未来的眼光看，这些人也许是落后的，但其价值不容否定）。可是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一帮接受了日本二道启蒙的文人学者，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却公然打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旗号，又有留美学者、国学根底浅薄的胡适等人也跟着起哄（后有悔悟）。这些虽是出自改良的热忱，却不免失之于浮躁，令当时身在美国游学的陈寅恪深痛于心，也终于酿成“亡天下”的悲剧。 法家与儒家的特殊关系，科举是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体现 ，科举的内容虽然是儒家的，但其形式、框架却是法家的，这种一元化、一统化的进行思想控制的能力，儒家本身是不具备的，而其依托正是以法家思想为凭借所打造出的这套国家体制。 我们试看晚清时期，诸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