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涅阿斯纪·特洛亚妇女

[古罗马] 维吉尔 [古罗马] 塞内加
序 中国的教育在“文革”中停滞了十年,当我们在1978年作为“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进入北大学习时,我们真可以说是十分幸运的一代,因为那时在北大还有几位经过“文革”幸存的学术上很有建树和影响的前辈,如朱光潜先生、李赋宁先生、杨周翰先生、赵萝蕤先生等名教授,他们都希望把学术的薪火传给我们这些后辈。“文革”对文化传统的破坏、对知识分子的侮辱和压制,作为研究生的我们深恶痛绝,所以对前辈学者都格外敬重。那时在导师和研究生之间,就有一份特别亲近的感情和联系。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生气和希望的时代。我们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求,知识本身就是求知的目的,更有老一辈学者细心指导、带领我们逐渐步入学术的殿堂,对我们后来在各自学术道路上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极为良好的基础。 杨周翰先生祖籍江苏苏州,但生长于北京。在1930年代,他曾在北大和西南联大外语系学习,1946年赴英国牛津大学王后学院专攻英国文学,1949年毕业,获牛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旋即回国,先后在清华和北大任教。杨先生生性聪颖,早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又在牛津受到良好教育,不仅纯熟把握英文,而且深谙拉丁文,所以于欧洲古典文学和十七世纪前后的英国文学深有造诣,有他独到的见解和看法;同时他对中国的古典文化传统有很深的修养,熟悉中国古典和书画传统,写得一手好字。所以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宽松氛围中,先生率先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内地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 杨周翰先生在《攻玉集》前言里说:“研究外国文学的目的,我想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为了吸取别人的经验,繁荣我们自己的文艺,帮助读者理解、评价作家和作品,开阔视野,也就是洋为中用。”《攻玉集》的书名出自《诗·小雅·鹤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正是“洋为中用”的意思。这部文集收集了杨先生在欧洲文学史、莎士比亚、英国小说直到艾略特和现代主义文学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尽管在当时还不可能完全打破长期以来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