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21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翻译研究出现了重要变化。 其一，翻译观念、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上的重大转变。传统的翻译研究以原文为中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怎样译”、“如何译得好”，目的是提出翻译标准、指导翻译实践、对翻译质量提出批评，研究的方法主要是译文对比和评析。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更新了人们对“翻译”和“翻译研究”的传统观念。一个突破性的变化就是深刻认识到文学翻译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并不是独立于译入语文化语境的语言转换行为。任何翻译都是在一定文化语境中进行的，是一种跨文化的对话、交流、沟通、协商。翻译研究不能局限于文本，停留在翻译过程、翻译方法层面。翻译从翻译选择、翻译过程，到译本的流通、阅读、评价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译入语文化系统中特定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学观念、文学传统、读者阅读习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操纵。因此，翻译是译入语文化对原文的“操纵”（manipulation），是对原文的“改写”（rewriting）。外国文学作品经过翻译已不是本源意义上的外国文学作品，而是打上了译入语的文化烙印而进入译入语文学系统之中，成为译入语文学系统中具有独立文学品格的新文学作品。翻译作品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化空间，就获得了新的文学和文化生命。要想理解这个新生命，就需要考察该作品之译本形态及其生命基因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是如何被重构的。重构过程，既包括翻译过程之中文本层面的迻译、改写，也包括翻译过程之外的评介和解读。因此，完整的翻译研究，包括翻译选择、译文生产方式、译作在译入语中的接受、评价等等这些前后相继的环节。 “文化转向”增强了翻译研究的问题意识，对翻译研究的学术性和思想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翻译研究者认识到，翻译研究不能就译本而译本，而应回到翻译生产的“历史现场”，将译作放置在其产生的具体文化语境之中进行考察，才能深入到翻译现象背后，作出切合历史实际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