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克俊的私人相簿 图片: 一岁的我和外婆 摄于1937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一年我出生了。我出生时情况很糟糕，几乎出不了医院，但总算活了下来，健康情况却很差，生病不断。三四岁以前的事，我是完全无记忆的。外婆是四川西充人，一个字不识，裹小脚，但人非常好。对于外公又娶姨太太，她也没有说什么，相安无事。 图片: 我与大妹董克玲 摄于1942年 在我的脑子里，五六岁以前的事像罩上一层雾，很模糊，但日本飞机炸掉了我外公家的那幢三层小楼，在地上炸出了一个大坑，我却记得非常清晰。后来，为了躲避轰炸，全家从重庆搬去。 图片: 二舅与三舅是孪生兄弟 摄于1933年 二舅只比我大几岁，因而我们关系很亲密，小时候经常在一起打闹。上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是一件很大的事，但对我来说，并未感到它的威力。直到1957年，二舅从重庆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乐山县的一个小铁厂去改造。原来他被划为了“右派”，罪名是只专不红。从此，他二十年的青春被剥夺。 图片: 与医院的病友们在一起 摄于1960年 1960年，全国性粮食短缺，人人都吃不饱。我的结核病犯了，需住院治疗。从我出生后的差不多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我都在与它抗争。当时医院物资短缺，药品也供不上，花园改种萝卜蔬菜来改善伙食。我每天除了画画，就是拉二胡。一个病友用钢丝做了两三把木刻刀送给了我，我又向护士要了一块包装箱的木板，创作了我人生的第一幅版画。 图片: 我与我的木刻版画 摄于1965年 1965年是寂静的，我仍然每天在公园游泳、画速写，不过隐约地感觉到社会生活有了一些新变化。文化气氛冷了下来，很多文艺作品受到批判，美协的活动停滞了。我创作的版画最后只能放在家里。照片上我身后那幅描画了下乡知识青年在丰收场上写信的情景，取名为《丰收喜讯》。1966年，贵阳的形势大乱，各机关、单位也开始批“牛鬼蛇神”，大批判的大字报贴满墙。我未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