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个特务。 此刻的我，躺在铺上，死期将至。对门阚家帮着来照看我的小相公看到我直往外呼气，连忙喊他家里人：“快来看下子哉！特务老爹好像不行了！” 阚老爹闻声跑进来，看了我一眼，拔腿就往外奔。我能从窗口听到路人问他：“着忙去做什么哩？”老爹回道：“我们门里头的张闻道快咽气了，我赶紧去把他兄弟喊过来，准备后事。”路人问：“哪个张闻道？”老爹说：“就是那个原来做过特务的。”路人“哦”了一声，意思是明白了。 在我生活的这个镇上，很少有人叫我的名字。不过一说“西河头的特务”，就连穿开裆裤的伢儿都知道是我。其实，当初对我的划定是“四类分子”里的反革命分子，因为解放前我在军统干过。不过，街坊们很会去繁就简，67年我从大西北的劳改农场放回来，发现他们已经习惯于用“特务”作为我的身份标签了。 我是在抗战期间进军统的。 日本人打到江北的那年，我在读中学，本来还有一年就预备投考大学了。彼时我的理想是进东吴法学院——可惜，战争一来，一切全改变了。 学校办不下去了，大家只能散伙回家。父亲怕我年轻气盛，跟着一些老师、同学去大后方，把我摁在家里开的中药铺，天天跟着他打下手，熬了足足一年多，才看我看得松了点。所幸，跟我同级的一个同学王祺襄，家也在镇上，他时不时地会过来串串门。他父亲是在码头上卸货的搬运工，一心想让儿子有出息。不过王祺襄的功课中不溜秋，在学校的时候我不怎么跟他耍子，但那会儿闷在家里，能有个人来聊聊，就已经不错了。 对于沉闷的占领区生活，王祺襄也早憋了一肚子气，私下里，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狠说要离开。终于有一天，他很郑重地跟我说：“光说没用，闻道，咱弄点盘缠真走吧！”我问他：“你敢吗？”他盯着我，吐出一个字“敢”。 我悄悄从家里跑出去的时候，其实还没想好要去哪里。 王祺襄跟我先结伴到了扬州。在那儿，我们从逃离的冲动中冷静下来，开始考虑下一步怎么走。在这点上，我俩的想法出现了很大的分歧：王祺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