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庸之妻
〔日〕太宰治
亲友交欢
昭和二十一年九月初,我接受了一个男士的来访。
这起事件几乎谈不上浪漫,也丝毫不是什么赶潮流,但在我心目中,也许到死都会残留着难以抹消的痕迹。这是一起奇妙的、不堪忍受的事件。
事件。
不过,说是事件,或许有点儿夸张。我和这个男士两人一起喝酒,也没有吵架,至少在表面上我们是和和气气、好说好散的。可是对我来说,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过的重大事件。
总之,这个男人很伟大、很了不起。根本没有一点儿可取之处。
我去年遇到灾难,来到这津轻的老家避难,几乎每天都诡秘地将自己关在里面的房间里,偶尔也有地方上的什么什么文化会的,什么什么同志会的邀请我去演讲或是让我出席什么座谈会的事儿,我总是推辞说:“总该还有很多其他更合适的人选。”然后一个人偷偷地喝酒,睡大觉,就这样从早到晚过着假隐居一般的生活。在这之前十五年的东京生活中,我曾出入于最下等的居酒屋,饮最劣质的酒,和所谓最下流的人打交道,对于大多数的无赖汉我也习以为常了,可是唯独对这个男人我却束手无策,总之是厌恶到了极点。
九月初,我吃了午饭,在正房的堂屋里,独自一人茫然地吸着烟,这时,一个身穿耕作服的老爷子呆呆地站在门口打招呼。
“哎。”
这人就是我说的那个“亲友”。
(我在这个手记里,描写一个农夫的形象,把他可憎的性格展示给世人。为了慎重起见,虽然有些无聊,我想补充说明一点,就是完全没有以此来支援阶级斗争中所谓的“反动势力”这样的意图,读者只要将手记读完,自然就会明白。这种声明或许令人扫兴,但是最近有一些脑筋迟钝、神经麻痹的人,不断叫嚣一些陈词滥调,妄下结论,对于这类大脑陈腐愚昧——不,或许反而是聪明的——人,我还是添油加醋地附上了少许说明。本来出现在这个手记里的他,虽然貌似农夫,但决不是那些喜欢摆弄“意识形态”的人所景仰的农夫。他实在是个复杂的人,总之我是头一回见到这样的男人,可以说令人不可理解。我甚至预感到这是一种新型的人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