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去喝酒了。 其实确切的说法，是在“ABC”里喝了点“烈酒”——酒精浓度超过百分之五的酒精饮料。 自从智慧城市建立以来，酒精类饮料被元年定义为一种能高度诱发犯罪的危险饮品。所以在智慧城市里出售的所有酒精类饮品都使用特殊瓶装技术。这类酒瓶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微感应装置，能够通过人体表皮的汗液，测算出持瓶人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并将即时数据直接反馈给元年以供监测。此技术后来也被广泛应用到智慧城市的餐饮业中，在五年前市政府新颁布的《消费者饮食安全保障条例》中，餐饮开业者被要求必须使用能够进行酒精浓度测试的订制餐具，如杯子、碗碟等。当时就有媒体指出，酒精摄入是否有必要纳入消费者饮食安全保障的范畴。市政府发言人在后来的答记者问中表示，市议会在听取了《非智慧城市地区酒驾事故发生率汇总报告》后，通过了此条文。 不过我个人很早就听到传言，智慧城市的政府管理层中有一批坚定的反酒精主义者。他们在民间私下里被叫做反酒精党。这个反酒精党的第一代“党魁”，据说就是我们智慧城市的首任市长王市长。王市长的儿子和儿媳在智慧城市建立前，死于一起重大的酒驾事故。肇事者酒后驾车，在闹市区直接从马路上开进了人行道，导致数十人的伤亡。事故场面十分惨烈，我当警察后曾看到过警队内部的现场照片。 在反酒精党人最强势的时期，智慧城市甚至出台过一个限制酒精饮品销售法案。此法案要求对于酒精饮料增收消费税，特别是酒精浓度超过百分之五的饮料加收额外的酒精税。法案实施后使得智慧城市中的酒类价格，一度超出城外地区价格的五倍以上。 但是这样做根本无法阻止人类对酒精的嗜好，大量城外贩酒回带现象出现。一些酒徒成箱成桶的自城外地区购买大批量酒精饮料运回家中享用，后果就是由喝酒引发的犯罪问题呈直线增长趋势。原因很简单，从城外贩回的酒类不使用酒精测算瓶装技术，元年的监测在一定程度上失效，无法进行正确的犯罪预判与预防。 所以限制酒精饮品销售法案不到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