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谈大先生

陈丹青
图片: 鲁迅,1909年摄于东京,时年二十八岁。 序 大约七年前,我有幸认识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谈起鲁迅先生手稿,他就说,馆内存有不少,请随时过来看。几年后我终于恍然亲睹了:复制品到底不及原件的清雅,端在手里,我暗暗惊异唯真迹才能显示的笔腕与脉息:浅淡,细弱,呼吸均匀,如行书一路草草,又如文稿的通篇工整。那天,周作人写给大哥的绝交信也从安藏文件的铁柜子里取出来,仅一字条,周家二弟的字迹,又是另一种意思了。 孙郁先生高大敦厚,来自东北,像是温柔版的萧军。他常请人来馆内讲演,事先登报公告,听者据说就是京城的百姓。2005年初夏他要我也去讲一回,果然,座中有退休老汉与家庭妇女,小孩儿玩耍着,径直走来台前。孙馆长自己安静地躲在人群后,全程站着。那天的讲题,就是“笑谈大先生”。 翌年春,得到海婴先生长子周令飞的电话,说是祖父逝世七十年,务必请我与他去上海联袂讲演。这是意外的邀请,我想,既是大先生的祭日,就题曰“鲁迅与死亡”,于是和上回一样认真备讲稿,抽了好多烟。 就在那一回,我见到了海婴先生与周令飞。父子俩身量都很高,比之鲁迅,大大进化了——鲁迅怀疑进化论,看在后代的身高体壮,他该部分地收回怀疑吧,而他没有儿孙同堂的命——我所记得的海婴先生是照片中七岁丧父的小男孩,今已七十多岁,花白头发,随时笑着,随口讲笑话。他说他读了我上回的讲稿,这又使我惊异,不知如何是好了。令飞的消息倒是得知甚早:八十年代去纽约,港台报纸即披露他在东京与台湾女士相恋了,当这对鸳鸯申请前往宝岛去结婚,两岸驻日机构谁都不敢理……现在的令飞蓄一笔八字胡,只见他上得台上,朝向满座听众很深地鞠一躬,抑制笑意,显然在回应台下的惊异与好奇。令飞生长在北京,说一口共和国普通话,相对他祖父的“南腔北调”,更是“进化”了:当年鲁迅说他不会“绵软的苏白”,也不会打“响亮的京腔”,并非全是自嘲的。 也在那一回,我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