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鲁迅，1909年摄于东京，时年二十八岁。 序 大约七年前，我有幸认识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谈起鲁迅先生手稿，他就说，馆内存有不少，请随时过来看。几年后我终于恍然亲睹了：复制品到底不及原件的清雅，端在手里，我暗暗惊异唯真迹才能显示的笔腕与脉息：浅淡，细弱，呼吸均匀，如行书一路草草，又如文稿的通篇工整。那天，周作人写给大哥的绝交信也从安藏文件的铁柜子里取出来，仅一字条，周家二弟的字迹，又是另一种意思了。 孙郁先生高大敦厚，来自东北，像是温柔版的萧军。他常请人来馆内讲演，事先登报公告，听者据说就是京城的百姓。2005年初夏他要我也去讲一回，果然，座中有退休老汉与家庭妇女，小孩儿玩耍着，径直走来台前。孙馆长自己安静地躲在人群后，全程站着。那天的讲题，就是“笑谈大先生”。 翌年春，得到海婴先生长子周令飞的电话，说是祖父逝世七十年，务必请我与他去上海联袂讲演。这是意外的邀请，我想，既是大先生的祭日，就题曰“鲁迅与死亡”，于是和上回一样认真备讲稿，抽了好多烟。 就在那一回，我见到了海婴先生与周令飞。父子俩身量都很高，比之鲁迅，大大进化了——鲁迅怀疑进化论，看在后代的身高体壮，他该部分地收回怀疑吧，而他没有儿孙同堂的命——我所记得的海婴先生是照片中七岁丧父的小男孩，今已七十多岁，花白头发，随时笑着，随口讲笑话。他说他读了我上回的讲稿，这又使我惊异，不知如何是好了。令飞的消息倒是得知甚早：八十年代去纽约，港台报纸即披露他在东京与台湾女士相恋了，当这对鸳鸯申请前往宝岛去结婚，两岸驻日机构谁都不敢理……现在的令飞蓄一笔八字胡，只见他上得台上，朝向满座听众很深地鞠一躬，抑制笑意，显然在回应台下的惊异与好奇。令飞生长在北京，说一口共和国普通话，相对他祖父的“南腔北调”，更是“进化”了：当年鲁迅说他不会“绵软的苏白”，也不会打“响亮的京腔”，并非全是自嘲的。 也在那一回，我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