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万金散尽不再来——民国企业家的聚散之道 成就一个企业家的无非是聚财之道和散财之道，毫无疑问，在当代中国，世人更看重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然而一个企业家的境界在本质意义上是由后者构建的。仅仅具备聚财之道，拥有富可敌国的财产，而不会善用散财之道，那充其量也不过是个面面团富家翁，一个钟鸣鼎食之辈。遥想那些摆阔比富，整日沉醉在自己财富美梦中的成功者，时代的风一吹过，他们的生命也就随风枯干，连姓名都很快被湮没掉了，谁能守住那些积攒起来的财富？又有谁记得某某某曾拥有过万千荣华？曾国藩的外孙、曾在上海工商界呼风唤雨的聂云台，拥有多家大企业，担任过显赫的上海总商会会长，晚年写下的《保富法》流行一时，并载入了现代中国思想史当中。他提醒世人，无论拥有多少财富，如果只懂得积聚，只知道传子传孙，罕有富过三代的，聂家也不例外。 也许我们今天只能看见，西方世界的许多顶级企业家，在自己生前就将掌握的巨额财富捐了出来，由此上溯到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经典阐述。我们明白，在他们那里有一个久远的直追终极关怀的传统，既源远流长，又具有超越性。由此，我们很容易为本民族的落伍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其实，如果我们对近代以来的中国企业史有真正的了解，即会发现，在对近代企业有贡献同时对财富极为贪婪的一代“官商”盛宣怀之后，晚清到民国的半个多世纪中，从张謇、荣氏兄弟到范旭东、卢作孚，这两代企业家的身上，已能看到他们建立起来的公益传统——企业家精神的传统。这个传统既扎根于长期儒家文化熏陶，从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传统中嫁接过来，带有中国大地的气息，同时又呼吸了外来文明的新空气，将他们身为企业家的作为融合到了现代化进程之中，可说是中西融合的产物。这个本土传统延续时间不久，达到的高度却是今天所难以企及的。究其原因，与那个大转型时代所支撑他们的制度空间有关，也与他们的文明教养、人格底气有关，毕竟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