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薇拉 前言 在我所有的小说中，这部耸人听闻的小说是最出彩的。移居、赤贫、思乡都没有影响小说的精心策划和巧妙构思。小说一九二七年夏天构思于波美拉尼亚海滩，来年冬天在柏林形成框架，一九二八年夏天完稿，同年十月初由俄国流亡者出版社斯洛弗用《国王、王后、侍卫》书名在柏林发表。这是我第二本用俄语发表的小说。那年我二十八岁。我在柏林断断续续生活了六年。我与一些知识界的人士确信，之后十年的某个时刻，我们都能回到一个热情好客、悔过自新、榕花盛开的俄国。 同年秋天，乌尔斯坦出版社获得了德国版权。我深信不疑西格弗里德·冯·费格扎克的译文非常到位。记得，我是一九二九年初遇见西格弗里德·冯·费格扎克的，当时，我与妻子匆匆途经巴黎，用乌尔斯坦出版社慷慨预支的稿费，去东比利牛斯省进行一次捕蝶旅游。我们在他宾馆进行了采访，他患了重感冒，躺在床上，戴着单片眼镜，模样很狼狈；与此同时，其他美国著名作家正在酒吧寻欢作乐等等，正如人们经常传说的那样，美国人习惯泡酒吧。 人们也许很容易猜测，一个俄国作家选择清一色的德国人物（小说最后两章中我和妻子纯属访游），这为他自己制造了不可逾越的困难。我不会说德语，没有德国朋友，没有读过一本德语小说原著或译本。但是，艺术就像自然一样，一种引人注目的不利因素也许会成为一种微妙的保护手段。“人类的湿气”，chelovecheskaya vlazhnost，渗透了我的第一部小说，《玛申卡》（《玛丽》）一九二六年由斯洛弗出版，也由乌尔斯坦在德国出版，两种版本都非常出色，但是这本书在当时不再令我高兴（而现在这本书因为新的原因令我感到高兴）。我在那个展示柜里收集的移民人物非常易于识别，他们是那个时代关注的焦点，人们一眼就能分辨出他们背后的标识。幸运的是，那些标识上所说的事情不太清晰；但是，我不倾向于运用一种法国“人类档案”独特的手法，保存一个与世隔绝的社区，该社区的一个成员如实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