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荷）伊恩·布鲁玛 在大多数情况下，去理解另一种文明都是很困难的。如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言，各民族间的差异之大，只有那些拥有“坚定精神”的人才能重新一一认知，而不被这些差异所烦扰。这个世界并非“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人类也并非完全一致。由于不同的利益、历史背景和经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既然个人如此，那么推而广之，各个民族之间有不同的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更重要的是，只有当其他文明的研究者心怀本尼迪克特所说的“宽容态度”——唯有“宽容”方可洞察其他民族的、与我们完全相异的观念——才能收获他们自己的成果。狂热者绝不会是合格的文化人类学家。 要在残酷的战争期间理解敌人，这又需要更多的“宽容”。但实际上，此时对敌人的理解显得更为必要，因为对敌人的优势和弱点有客观认识将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1944年6月，本尼迪克特接受美国政府委托，要完成一份针对日本人的文化分析报告。 从表面上看，这一报告可能会证实美国人对遥远而未知的日本民族的偏见，因此似乎没有价值。因为此类偏见正好满足了两国战争期间的宣传。这些偏见认为“日本佬”生性狂热、阴险而未经开化；他们是猴子、野人、卑鄙者、怪物，或者是随时会自杀的疯狂武士。如1945年的悉尼《每日邮报》所言，想要驯服这一残暴的种族，“很有必要扭转他落后了2000年的思想，尽管他表面上理解我们的科技和文明，实际却像野蛮人那样用棍棒作战，相信雷鸣闪电是天神的声音”。 本尼迪克特的任务就是挖掘这些谣言背后的真相，为盟军领袖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日本人的行为提供依据：他们会战至最后一人，还是会选择投降；他们会接受何种条件以结束战争；如何处置天皇；盟军占领期，他们会做些什么；等等。在1944年完成这一任务，即使是对一位在日本生活多年的专家来说也是很困难的。而本尼迪克特，如她自己所言，既不是专家也未到过日本，她唯一可依仗的只有书面材料——所有的文字，从学术研究到翻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