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在四五年前，我的几个最亲近的同事建议我写一部自传，我答应了，并已经着手进行写作，可第一页还没写完，就发生了孟买暴动，这项工作也不得不停下来。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得我被关进了耶罗弗达狱。当时捷朗达斯先生恰与我同狱，他希望我放下别的事，继续写完这本自传。我告诉他，我已定好了一个学习计划，若不完成计划，我不打算再做其他事情。倘若在狱中服满刑期，其实我真的可以写完这部自传，况且出狱后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完成它。史华密·阿南德现在再次希望我写自传，而我也已经写完了《南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史》，于是我便准备在《新生活》上连载我的自传。史华密要我单独写成一本书出版，可是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只能一周一章这样写，反正我每周总得给《新生活》写专栏，那么就写自传吧。史华密同意了，我也就硬着头皮干了起来。 然而在我沉默的这段日子里，有一个敬畏神灵的朋友向我质疑，他说：“您怎么如此莽撞？写自传是西洋人的习惯，只有那些受了西洋人影响的东方人才写自传。而且您想写些什么呢？假如明天您否定了今天的原则，假如明天您改变了今天的计划，那些依据您的指示行事的人们不是要出错吗？难道您不觉得至少现在不写自传，会更好吗？” 我受过这种说法的影响。不过写一部自传并不是我真正的目的。我只是想用自传的形式讲述自己体验真理的无数经历，我平生只有这种体验，没有别的。只要把它们都说出来，采取什么形式倒无所谓。我相信，并且也为自己的信念而自得。我觉得我写的所有这些体验对读者是有好处的。如今我在政治方面的体验，不但印度人民都知道，包括“文明的世界”的人民也了解一些了。这些体验对我价值不大，因此凭它们而获得的“圣雄”这一尊荣的价值就更小了。这个称号常使我深感痛苦，从未曾给我带来快乐。当然我更愿意分享我在精神方面的体验，这些只我一人才有的体验给予了我在政治活动中的力量。它们只会增加我的谦虚，它们是真正属于精神层面上的，没有什么值得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