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载之空言”而又“见之于行事” 眼前这本书的构思和酝酿其实已有时日，但因为所涉主题自身的重要程度、解决难度及其复杂的相关性，就一直都不敢轻易脱手，生怕出笼惹事。直到2015年末，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西哲学论衡》（年刊）提供了一次出版资助的机会，也顾虑到，如果时间搁置得太久则容易丧失对这一主题的兴趣和热情，而导致熄火、流产，所以这本书文稿的确定、整理和加工就被提上了日程安排。说犹抱琵琶半遮面，一点也不为过。 自踏入黉门、投身学术以来，我个人的董仲舒研究范式便经常在哲学叙事与历史叙事之间游移、纠结，产生过许多迟疑和困惑。经学叙事因为有对经学自身的话语系统、发生脉络和原初生态背景的高度强调，所以也不妨视为广义历史叙事的一种。董仲舒是《春秋》学大师，公羊学大家，今天的我们在理解、诠释他思想的时候，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呈现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产品和学术成果才是合适的，或者，如何在哲学叙事与历史叙事之间维持住一种合理的张力呢？这个问题绝不是虚的，而很真实，很具体。无论是《汉书》的《天人三策》，还是传世文献《春秋繁露》，你要阐释里面的任何一个概念、术语、观念，就都得首先面对这个问题。许多研治中国哲学的同行都只顾埋头干活，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对这个问题作认真而自觉的探讨，其实上就无异于主动屏蔽了对方法论的检查和反省。 中国是一个史官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度，异乎寻常，非同一般，历史叙事深入人心，具象思维广为流行。按照《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记载，孔子编纂《春秋》的最初原因是：“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这可能也是孔子一生行仁立教、最终自己却不留一个文字传世的真正原因。鲁哀公十四年春，孔子“西狩获麟”，自知已经馀日不多，于是便埋头编纂《春秋》。孔子为什么不赶紧像老子那样写出一部哪怕只有五千言的、纯粹理论化的经典而藏之名山、流芳百世呢？《史记三家注》曰：“空言，谓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