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写家乡，我就像鱼儿回到了水里 ——我为什么想写《永隔一江水》/邓安庆 写作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独属于我自己的小说。《纸上王国》是我2011年写的第一本书，那时写的篇幅很短，只有两三千字，它们展现的是我亲人的一个或几个侧面，属于散文性质的书写。那时候我有一个心愿，想为每一位我爱的亲人都写一篇文章。那还是摸索的时期，还没有想要立体、丰富地去描写人的自觉意识。到了我第三本书《山中的糖果》才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意识：要用小说的手法，每次用一万字的篇幅去展现一个人。一万字的篇幅能够充分写出人物所生活的时空，也就是邓垸这个地方，这里生活着我的亲人、我的邻居，他们每个人的命运都吸引着我。 另外语言方面也形成了新的意识。写完《山中的糖果》，我形成了更符合自己性情的一种写法，首先是抱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心态去观察人，然后用一种我老家武穴当地的方言来展现。选择用这种语言的过程中，我也不全然是在使用方言，而是用一种“最大公约数”的南方方言去写，这样才能让四川、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的读者，都以为我是在写他们。比如我会用“搞么子”“要得”这一类表达，虽然在各地发音不一样，但是用字是一样的，这样就无论南北方读者都能读得懂，又能一眼看出这是方言体，不然如果让邓垸人操着一口普通话，那是非常奇怪的事。 有读者跟我说，感觉我是在创造一个邓垸的世界。的确，从《山中的糖果》开始，到《我认识了一个索马里海盗》里面的《凤招》和《碧珠》，再到《天边一星子》里面的《跳蚤》，都是写邓垸的。而《天边一星子》经历了《山中的糖果》的变化，我逐渐吸纳小津安二郎、侯孝贤的镜头语言，融入小说的展示方式中去。它们不表现冲突，而是平静地观察和凝视。比如在《跳蚤》里，姚建军跟爸爸在打铁的铺子等车，这个场景跟故事情节直接的关系并不明显，但我之所以展现这个场景，就在于小说跟故事不同的是它提供了一个读者可以在里面游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