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就在我遇见那个叫做妞妞的女孩时上海的夏季才刚刚开始。这是我来到北方的第三个年头，冬天无比的冷，夏天却又无比的热。而咖啡馆里却永远挤满了人，黄皮肤亚洲人，五官立体的白种人，还有一些有色人种。我习惯性的将他们分类，就像我习惯性的将危地马拉咖啡和印度咖啡放在两个不同等级的匣子里，内行人能够一眼识出他们的不同。安德烈先生就是其中一个。 他是第一批来上海流浪的爱尔兰人，我们见面的下午阳光明媚，他坐在一个不怎么明显的角落里摆弄着书架里的书，踱着暧昧金色的黄晕透过咖啡馆薄如蝉翼的窗户映射在安德烈先生的脸庞上，阳光折射的角度是45度，也有可能是60度。接下的叙事应该写他是个富有魅力的男人，然而他的古怪离奇却让人感到可怕。最后的时刻里我看见他在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里塞下了一封长长的粉红色信纸，然后他离开了。 我不确定这封信是不是写给我的，但是接下来的几天我都有注意咖啡馆里来来往往的行人。其中有一个看起来像是我们的人，她进来的时候什么也没点，找了一个阳光不怎么好的位置，要了一副扑克牌开始摆弄了起来。你要知道并不是任何女人都会使用扑克牌，特别是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就连一些自以为是的聪明男人也并不知道这其中隐藏的几何学规律，以及特定的密码指令。 她走到柜台前面给了我一张梅花K，然后坐下来看了眼菜单，我确定她其实什么也没有看，只是一晃而过，或者说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给我一杯咖啡。” “小姐，不好意思。现在店里不提供咖啡。”我试探性的说了这样一句话。 “那你们有什么？” “除了咖啡什么都有。” 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她很明显的笑了笑。和印象中的东方女人不同，她的嘴唇厚实且饱满，言谈举止之间都充满着挑拨性。可能这是个聪明的女人，但未必是个聪明的间谍。 “来咖啡馆的人可不能只点水。” “加橘子和柠檬。” 这次换做是我朝她微笑了，我们四目相接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对方是敌是友。 “请跟我来。”说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