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既是两位作者长期学术观察的产物，也是我们这个艰难时代的产物。早在十多年前，当郑永年写完《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一书时，本书就在他的构想当中了。他当然没有意识到，十多年前的那本书开启了一系列有关当代中国党—国家体制的相关研究。2005年，郑永年结束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若干年富有智益的工作，来到英国诺丁汉大学，出任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随即启动了一项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研究。2010年，这项研究以一本专著的形式问世，书名叫《组织化皇权：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再造和转型》。中国共产党是当代最有权力也最缺乏客观深入研究的政党，这本著作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根源和当代转型，并分析了在体制内的党和国家以及体制外的社会等领域，党是如何主导国家的。但对郑永年来说，这项研究所提出的问题，比它所回答的问题还要多。一方面，要完全检视中国国家的转型，就有必要说清楚党领导下的国家所拥有的巨大经济权力，以及在其支持之下的庞大国有部门。另一方面，做出一项具有理论基础、富含历史信息的有关当代制度的研究，将为研究类似中国这样的社会的基本制度提供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为相关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 2008年末，郑永年回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担任所长，黄彦杰加入东亚所成为一名助理研究员，我们两位作者因而相遇，随后启动了这项“制内市场”（market in state）的研究。在餐叙和下午茶的时间里，我们之间不停地讨论，也与东亚所的其他同事和访问学者展开了频繁的交流。在这些讨论过程中，我们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写一本书来讨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我们的担心主要在于，中国史诗般的经济增长暴露出来的负面影响：经济结构不平衡的加剧，社会信任基础的侵蚀，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扩大，以及高速增长的社会代价。我们不能接受对这些问题的主流诊断，它们将责任完全归咎于两个因素：要么是不道德的、具有破坏性的市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