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殷伟兄是我的大学学长，我们又先后移居岭南，且都从媒体做到文化，人生轨迹时有仿类，加上志趣投合，每见皆相谈恨短。 殷兄一直埋首于故纸堆，尤其对民俗文化浸染甚深，在民俗文化的梳理与归纳上建树极高，著述颇丰。他前些年出版的有关“中国福文化”的系列著作，既是专家的参考工具，又是大众的阅读爱物。 目下更奉出这套沉甸甸的《赏年画》，业内业外又有眼福了。 对于“年画”，估计知其然者众，几乎无人会说没见过年画，甚至没贴过年画；但知其所以然者却寥寥耳，因为几乎绝大多数人都说不清年画的来历、沿革、流派，等等。当然，对于普通人不必苛责，食肉者未必精通牧畜之道。可是如果有人帮我们弄清了年画背后的故事，我们再去观画是否更加有趣？甚至以画观史是否倍有所得呢？ 如我这辈人，幼时正逢“移风易俗”年代，自然既难见到殷兄搜集到的那些珍贵的“桃符”“金鸡”“神虎”“福娃”，也未曾见“关公”“钟馗”“张天师”“秦叔宝”，不要说年画，有些年却连年也不让过了。等到允许过年的时候，见到过一些横眉瞪眼的工农兵，拳打脚踢牛鬼蛇神的年画，此时的名称叫“新年画”，反映农村的必莺歌燕舞，工厂必钢花四溅，倒也色彩鲜艳、河清海晏。 所以年画的演变史，本身就是一部中国人的社会史、生活史。东汉末年的《风俗通祀典》中说：“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前事，冀以卫凶也。”蔡邕在《独断》中写道：“故十二月岁竟，常以先腊之夜逐除之也。乃画荼、垒并悬苇索于门户，以御凶也。”看起来和“文革”时的横眉瞪目异曲同工，都是某个动荡时代的艺术观照。 而年画在宋明以后逐渐从“镇恶”“驱邪”，演进到“祈祥”“纳瑞”，直至清朝康乾盛世年画定名、成型，也恰恰反映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欲望更加强盛。大过年的，出门看见福禄寿喜，毕竟胜于金刚怒目。年画的鼎盛也和明中叶以后商业、手工业的快速发展，以及雕版印刷中的彩色套印技术的成熟分不开。木刻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