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关于繁花万镜，以及卑微零碎的 这本集子里，有些稿件积存超过十年。写《墙》时我尚在八打灵的《南洋商报》当记者。下班后在租来的房里打稿。那是一栋坐落在三岔路口的房子，从阳台到厨房布满灰尘，到处灰溜溜的。住宅区的声海倾泻灌入，寂静无垠庞大。 最初写小说时根本没抱希望。事实上，能不能继续写作、出书，皆有赖于各种现实条件支撑。在以为逃离它时，它仍像皮肤那样紧贴着。 《墙》是我离开工厂后写的第一个短篇。过了三十岁后，转行，捡回写作，仿佛跨过一道隘口。这以后陆续有些小说刊登在《南洋商报》张永修编的南洋文艺版。两大报馆（当时还是分开的两家）办事处相距不远，当中栖身、流动的作家不少，下班后偶聚交谈。吉隆坡聚集的人文圈子很小。写作人与社运分子、报人多有往来，或许因为友人里头颇多热心社运，那些翻腾的话语，如滚圈的砂子般盘旋复述，刺激了许多想法。 最初构想的故事多从公共议题切入。经过语言框裁，现实与虚构彼此宛如“延续的公园”。小说不是真实生活的记录，但是却和瞬逝的生活共存。尚在不久以前，我曾跟朋友说，向往文学里最美的风景。但正如博尔赫斯的动物寓言ÁBaoA Qu所喻，这至美的风景竟似不可描述，仿佛它必须是语言留白处。据说此名源自马来语Abang Aku，故事采自马来半岛的神话。神灵自星空陨落掉在一处无以名之的所在。设若它圆满返天，这故事就终结了。然而这生与死、创与愈仿佛永不结束。它沉默，成为横亘远处的风景。写作与语言的关系是如此。就像你不会想为任何浅薄的关系多花一分力气，能使你同时迷醉与探索的必是深切的情感与欲望。写作就是在跟这样的欲望亲密：宛如在这道无可弥合的裂口深处，有翅膀伸触彼岸。彼岸非是此世不可。或许无甚深奥，琐碎熙攘，却仍想若不断地写，也可能开出蓓蕾。 如今大家常说大家的生活都过得差不多一样了。日常生活像在窄巷里往返。窄巷分岔，或许也是小说穿接相遇的阡陌。在阡陌的岔口，遇见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