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人生一点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作品。 ——引自1875年12月 居斯塔夫·福楼拜写给乔治·桑的一封信 序言 人们对于书籍的思考方式和评论方式总是在变。我是靠“新批评”滋养长大，尽管我接触到新批评时它已有些年头。新批评认为文学作品是自足的实体，它不鼓励评论者在文本和真实世界（特别是和作家的人生细节）之间努力建立联系。你只需要围绕一首诗或一本书来写评论，写它是如何实现自己的意图。尽管如所有的批评流派一样，新批评最后也走向极端，但它还是为理解小说提供了很有道理的批评方法。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新批评被其他批评理论取代。这些新理论从别的学科汲取了资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说。它们之中最富成果的理论都建基于语言学。至少，都以神经系统科学为基础。正是缺少科学的严谨，许多文学批评家觉得自愧。但是，即便有那样严谨的批评理论，也无一对阅读大众造成影响。部分原因是，在“理论”的世界，收益迅速递减；太多的赘语，太少的洞见，让人读了一两页，就再也提不起兴趣。 过去二十年，流行的是传记批评。作家人生及其对作品的影响不但没有遭封禁，还成为批评的重要场域。对作家人生的再次强调，好处是让人们重新用人文的方式来看待书籍：它使小说重新显得是关于人和经验，而非结构语言学的东西。但其坏处是，它也打开了猜测和流言之门。它认为一切艺术作品都是作家人格的表现，传记批评家把创造行为降格为依附性的活动。现在，甚至走到了这一步，一些文学记者似乎唯一有信心去碰的话题，是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是“根据”什么人物和事件而创作。激进的新批评强调批评在文本的“封闭系统”中运行，要求绝对摒弃作家人生。最初，传记批评可能是对这种倾向的有益反拨；现在，它也可能走到了尾声。 1993年，我出版了第四部小说《鸟鸣》。我在英国国内做了系列阅读推广，许多读者都难掩他们的失望。他们原以为我有105岁，是一个法国人，（还奇怪地以为我）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