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前言 西方文明创生于中世纪欧洲。对置身于现代欧洲和美洲的我们来说，那些习以为常的、已被输出到全世界大部分地区，以至于我们无可摆脱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在中世纪便已被注入我们祖先的心智之中。400年到900年之间，那个黑暗时代的人口迁徙和新制创设引发了崩溃与重生。自1500年以来，我们的文明再也没有经历过任何足以与之相比拟的巨变。因而，我们的文明再也没有出现类似在900年到1500年间成长起来的那样一种簇新的生活方式和心态，那是一种围绕着大教堂和大学、国王宫廷和商业城市发展起来的新文明。 在托马斯·阿奎那的时代，大多数欧洲人今天所生活的城镇和乡村就已经存在了，这些地方大多位于13世纪建设的教堂附近。这些城镇和乡村的存在，尽管只是历史演进的一种简单的外在标志，却显示了历史在更深层面上的延续。欧洲近代民族国家是由法兰西的腓力二世和英格兰的约翰这些国王建立的君主国家所衍变而来的，民主的政府形式是以代表制度和同意原则为基础的，起源于13世纪的等级会议。人民主权的观念最早出现在14世纪学者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的著述里，他了解当时意大利公社的情况。我们经营商业和银行的方法则来自佛罗伦萨的佩鲁齐家族和美第奇家族。现代的学生所获得的学位在中世纪的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就已经存在了，他们所学习的课程也是由中世纪大学的学科发展而来的。我们的历史著作和小说直接由莱奥纳尔多·布鲁尼和乔瓦尼·薄迦丘的作品发展而来。困扰我们的、在自然界的物质世界与宗教和道德的精神世界之间的界限，源自阿奎那的二元论。在他生活的13世纪，教宗与大学同国王与议会对抗，而经院神学家则在努力调和亚里士多德与《圣经》这两种权威。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自己的传统，那么西方文明自中世纪以来的新生和延续，就使得那个时代显得对我们极其重要。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描写过去和现在有何不同，这比描写古今的相似之处要更加困难一些，不过不了解那些差异，我们就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