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代以来的中国史，是中国逐步融入世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 历史学家唐德刚用“历史的三峡”来解释近代中国从帝制到民治这一惊涛骇浪的大转型。大转型中蕴含着数不清的变化，十年一变，连着二十变，“非两百年以上难见肤功也”。 且不论这一理论框架的解释力，从政治、经济到社会生活诸多领域，“变化”的确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核心关键词。 从1840年到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在激烈震荡中度过了180年。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习惯寻找社会和经济运行的规律，并冠以周期之名。对中国人来说，天干地支，六十载一甲子，这是最显性的周期。 仿佛是某种巧合，这180年的时间也按三甲子被分割为不同的周期。从曾经的GDP世界第一到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时代的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对中国人而言，这三甲子的历史是由一甲子步步沉沦的历史，一甲子奋力抗争的历史和一甲子向着现代化和工业化上下求索的历史构成的。 1840年、1900年、1960年、2020年，每一个新的周期都以庚子年开启。大变之年，起始之年，庚子年涌现出的典型人物、区域发展模式抑或某种时代精神总会成为之后岁月里的精神火种。它是预言，也是序章。 1840年的庚子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它开启了晚清名臣李鸿章口中“三千年未有之大变”。 “三千年未有”，变在文明轮替。 1840年，英国人以坚船利炮强硬地叩开了中国的大门，工业文明主导的新兴国家迫不及待带着成果向农业文明下的老牌帝国露出了獠牙。 新兴的工业体系支撑着英国战舰在中国的内河溯流而上。在当时，中国人的炮弹无法击沉铁甲蒸汽战舰，中国人的防御堡垒也无法抵抗英军更远射程的利炮。古老的帝国自此结束了闭关锁国的状态。农业文明时期有着恢宏历史的中国由此将制造业第一的宝座让渡给了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 对中国而言，此后是国运不断探底的60年。国家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