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 安东尼·斯韦特 前言 这本书里收集的文章，除去一篇以外，其余都是应邀而作的文字。当然，大多数都是些评论文章。因为一旦你成为知名作家，就会出现一种意想不到的后果：人们以为你从此就有能力评判其他的作家。不过，在我受邀完成的每篇稿件背后，往往还有其他几份被拒绝的篇目。这样做或是出于时间考虑，或是因为不感兴趣，或是水平不足。当然，有人来约稿还是很荣幸的事，但终究要有个限度：报纸和杂志栏目的空缺必须得填满。如果你不想做还会有其他人。只有相当多产或境遇极其窘迫的人，才能够包揽全部约稿，有求必应。 因此，这些再版的文章，几乎没有多少连贯性。我从不向任何编辑提议说，我应该写这篇文章，或是要评价那本书。这样一来，我的劳动成果其实是别人的想法所致，而不是源于我自己。这并不是说，我在完成这些任务时漫不经心。一个优秀的书评家会把学者的知识、批评家的判断力和说服力，以及记者文章的可读性结合到一起。当我感到自己跟这个理想标准的差距还有多远时，只能更迫切地想要拼尽全力写好。我听人说，一个人如果在三年时间里坚持给自己的导师撰写每周读书报告，就会发现文学新闻评论的工作比较容易：我并不这样看。我发现这些书读起来很费劲，想围绕它们说点什么也很费劲，最费劲的是想好以后再说出来。我最后能够坚持下来，是因为几位友善的文学编辑始终鼓励有加，尤其是《卫报》的比尔·韦伯；先后任职于《旁观者》杂志、《新政治家》与《聆听者》（当然，现在已经叫《伦敦书评》了）的卡尔·米勒；还有分别任职于《聆听者》《新政治家》与《文汇》的安东尼·斯韦特。我很想记录一下我对他们的感激，尽管当初我对他们表现出勉为其难的样子。 我自己主动写的那篇文章，是《爵事钩沉》（All What Jazz，1970）的序言。这部爵士唱片评论集是我在1960年至1968年间给《每日电讯报》写的。我原本打算私人出版这本书。这也是当初我为什么要找到现已倒闭的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