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人生，早年玩的时候总觉得有大把的时间，可是真正需要时间的时候却发现，时间这东西挣不来，而且特别不禁花销。 我1982年大学毕业，一年后进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刑侦教研室，选择了犯罪心理学专业。1985年春，我在校开讲了犯罪心理学第一课。 工作的第二个十年——1992年，我来到青岛四方公安分局，开始了基层的公安经历。从预审科到派出所，我的经历让我怀疑自己前十年在忙些什么。从此之后，我在分析犯罪动机、研究各类犯罪心理问题时，脑海里经常冒出曾经共事过的一线民警的身影。我在想，如果我把我的研究告诉他们，他们会不会笑？他们会默默地看着我，听我说完，然后默不作声地离开吗？我的研究能否真正帮他们解决问题？有了这一想法，我开始寻找有助于解决问题的研究。 工作的第三个十年——2002年，在我关注翻译国外犯罪心理分析与画像的资料之际，正赶上国内公安系统提出“命案必破”的要求。虽然有些人认为这要求太难，但未破的命案大多是因为当时痕迹物证有限，那么，心理分析能否有所突破？于是，许多一线刑警“死马权当活马医”，找到了我这位犯罪心理分析与画像的研究者。由此，我有了大量的检验之前研究成果和将其加以应用的机会。不仅是未破的刑事命案被要求必破，破案后抓捕的犯罪人的心理问题也常让媒体和公众感到不解，于是，从第三个十年起，我成了在公共媒体上露脸较多的嘉宾之一。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在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衍生的第三项工作（向公众解答犯罪心理问题）有多么大的风险，甚至经常让自家祖宗屡被扰安。从2004年某大学的马某某案、2006年陕西某道观的邱某某案，到2011年陕西某高校的药某某案，每次重大案件的犯罪心理解析不但没有达到初衷，反而招来一浪更比一浪高的网上风波。 尽管2012年——我工作的第四个十年之初，我在网上被攻击了近一年之久，其中包括某些纸媒的记者采访我之后故意歪曲报道，但在2013年我意外地接到凤凰卫视编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