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美] 詹姆斯·C.斯科特
前言 这项关于农民政治活动和反叛基础的研究,开始于托尼的一个比喻,他说“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这项研究把农民家庭的关键问题——安全生存问题置于研究农民政治活动的中心,我认为它也确实是个中心问题。我想揭示如何用农民对饥荒的恐惧来解释农民社会的许多奇特的技术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安排。 把生存作为目的的农民,在规避经济灾难而不愿冒险追逐平均收入最大化方面很有代表性。这一事实对于认识剥削问题有着巨大意义。基于这一原则,有可能推断出什么样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会对农民生活产生决定性影响。关键问题不是精英阶层和政府抽取的平均剩余财富,而是他们的稳定收入以谁的牺牲为代价。本书根据缅甸南部和越南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检验了这一理论。农业的商品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逐渐破坏了农民收入的稳定性,引起了猛烈的抵抗。本书对此类反抗的两个突出事件——缅甸的沙耶山起义和越南的义—静苏维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通观全书,我极力强调生存规则的道德涵义。于是,剥削和反叛问题就不仅仅是食物和收入问题,而且是农民的社会公正观念、权利义务观念和互惠观念问题。 自校对本书最后一稿之后,我偶然读到了不少关于第三世界农业问题的经济学研究,以及关于反叛运动的档案材料。这些都会加强我的论点,也会加入一些细微的差别。特别遗憾的是,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未能读到基思·格里芬的《土地制度变革的政治经济学》和杰弗里·佩奇的《土地革命》这两书。 读者将会注意到,对农民道义经济的研究,始于经济学领域,但必须终止于对农民文化和宗教的研究。我力图指明——特别是在论述“错觉”问题时——此种探索大概要遵循的路线,但我自己在这里也不过是抓住了皮毛。但愿我在以后的研究中,能更为深入地探讨道德异议和反抗在农民的“小传统”内的文化基础。 本书于1973年到19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