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扎米亚京的《我们》的再思考——代序 吴泽霖 著名俄国作家扎米亚京在1921年出版了“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奠基之作《我们》，然而自作品发表以来，它一直没有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为了理解这部小说的奇特命运和历史价值，我想谈谈小说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艺术特色的一些侧面。 一、《我们》是在乌托邦文学样式中，对俄罗斯民族传统社会思考的延续和深化。 乌托邦小说，作为自古以来预想和思考未来社会的一种文学形式，在近代社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16—19世纪有近千种之多，20世纪上半叶就有三百余种。而其中反乌托邦小说，作为对社会理想的批判思考形式，尤其在工业化最早的英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表现出现代人面对工业化社会的美好理想和现实弊病之间矛盾反差的反思。 而俄国乌托邦小说的特点，则在于它更着眼于思考俄国民族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对未来社会的理想常常是以梦境的形式来表现的［比如从苏马罗科夫的《幸福社会之梦》（1759），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维拉的梦］。这不仅是为了对付俄国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而且也由于俄国残酷的社会现实和理想之间存在着太深的断裂。 而俄国的第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奥托耶夫斯基的《无名城》写于1839年，它反映了俄国人在步入资本主义社会门槛时已经开始对未来建立在功利主义之上的唯利是图的社会进行批判性思考。而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年的一些反乌托邦小说，如H.Д.费德罗夫的《2217年的一个夜晚》（1906）和B.Я.勃留索夫的《地球》、《南十字架共和国》（1907），都尖锐地提到了现代工业文明和自然、人性的冲突。其中甚至从情节上都有可供扎米亚京的《我们》借鉴之处。 《2217年的一个夜晚》中的城市是罩在透明罩子里的，马路上滚动着“自动行走带”。每一个人的肩上都缝着自己的“工作号”（但是相互间还有称谓，《我们》中则没有了），这里也取消了婚姻，“千人长”逼迫人去报名“为社会服务”——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