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激荡：晚清二十年》新星版将要发布了，文彧嘱我写一篇新序。我也觉得有必要结合新的研究及其相关问题给予一个说明。 这本书原来并没有主标题“激荡”，而是直愣愣的“晚清二十年”，就是描写清帝退位之前大约二十年的历史进程。这一次仍由新星出版社总编辑彭明哲先生给出一个让人荡气回肠的新名字，也与我先前在新星出版的《晚清四书》单册书名相呼应。这确实是激荡的二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变动。 在这部书中，我想表达的意思也非常简单，就是我们能不能重构我们的晚清史。大致而言，几十年前，当我们这一代学者还没有出道时，我们的晚清史，不论中外，也不论两岸，其实都是一个叙事模式，都是将晚清视为后世中国发展的拖累，是后世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不论我们去读台湾学者的著述，还是去读《剑桥中国晚清史》《哈佛中国史》《讲谈社中国史》，可以发现东西方学者的晚清叙事，都在强调晚清中国的悲剧意义。 就拿美国学术界来说，自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至其及门弟子、再传弟子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以及“新清史”等各种各样的新视角，其对晚清中国的整体观感总体是负面的，带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 对于这些中外前辈以及同辈时贤的研究，我始终心怀敬意，汲取甚多。只是我所接受的知识、信息，又让我几乎从一开始就不太认同传统的晚清中国历史叙事。我以为传统叙事太过于悲伤了，这个叙事看到了晚清中国受到的伤害，但也极大低估了晚清中国的历史进步，忽略了历史主导者的话语，太过相信后来的历史胜利者之自言自语。 我之所以强调“后来的胜利者”，主要是想说，不论是清帝国的自我历史建构与描述，还是接替清帝国的中华民国早期对晚清中国的历史叙事，并不是以悲情为主基调。民国初年的中国人对于走过的路固然有反省，有批评，但总体而言对于晚清中国几十年特别是最后二十年的进步并不是完全抹杀，而是接续。就制度层面说，清帝国与中华民国固然是帝制与共和之别，但这个“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