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活下来，就是这一天里最伟大的事情 我是“抑郁研究所”的所长，我叫任有病。 2018年1月，在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门诊，我拿到了一张诊疗单：“重度抑郁症，中重度焦虑症，伴随严重自杀倾向，建议立刻住院治疗。” 置身于车辆川流不息的城市街头，呛鼻的雾霾和此起彼伏的鸣笛声，逼着我反复审视这种无法抑制的孤独感。任何一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都让我精神敏感，一张张人脸在我眼里无限放大，显得无比突兀。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孤立、绝望、无所适从——“抑郁症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病耻感像一桶黑色的油漆，从头到脚地浸透了我。 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陷入抑郁的泥潭里不能自拔？ 不记得从哪天开始，我频繁地做噩梦，重复着童年被父母家暴的画面，一次次从心悸中惊醒痛哭。醒来后失魂落魄，大脑越来越迟钝。 反复的梦魇、失眠、耳鸣和神经衰弱……我一天比一天更没力气起床洗漱，在电梯里也会随时睡着，过马路时回想起昨夜的噩梦，瞬间就失去控制身体的能力，惊恐发作，全身木僵。 我以为只是神经衰弱，就去三甲医院挂了睡眠科。结果去的所有医院都把我转去了精神科——医生告诉我，是重度抑郁症。 “抑郁症的发生就像扳机慢慢被扣动，给扳机施加的力就是压力性事件，子弹就是最终引发的抑郁症。而不同扳机的承受力强度，决定了这颗子弹会不会出膛。” 临近春节，我不得不回到病源般的家乡，心情如同在给自己的童年奔丧。 为了得到宽恕，我把诊疗单发给父母。还把“常年被家暴”的病因打上了马赛克，以免他们自罪自责。 生长于革命年代的父辈人当然不会买抑郁症的账，我爸当着亲戚们的面指着我骂：“丧着这张脸给谁看？有你这样的女儿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 伦理关系充当着最精良、最狡猾、最有效的社会压迫工具，成了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并且那些被驯化出的善良，持续地伤害着我，让我觉得自己愚昧软弱。 这种对过去完成时的自我否定，将我的生命意志摧毁殆尽。 “很遗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