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

梁文道
江山不幸诗家幸 除非你是梁启超,有一支生花妙笔,能够痛快淋漓地把四万万人的心底话都写出来,或者是林行止,香江第一健笔,能日日笔耕,每年一本集子恰恰就是整个时代的记录;否则,把时事评论结册出书又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技术上有难度。时事社会评论永远都是一种介入,这种介入性格通常都能反映在文字里头。例如“最近”,评论家最常使用的一个词,当他写下“最近”这两字的时候,他已经假设了许多东西不必再说,因为那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感兴趣的读者早已知之甚详。假如他还要长篇大论地把已经发生的事件的来龙去脉一一道明,不只报刊篇幅不允许,连读者都会嫌他太啰嗦。也就是说,一篇优秀的评论在发表当时总是欠缺背景的,理由是那个背景就是当时的社会认知、媒体回响以及读者的心理情绪,用不着你去铺排,也很难铺排。可是它若在一两年后成书,这种精简的优点就会反过来变成缺点了。因为原来的背景不复存在,再铿锵有力的言论也会变成脉络抽空的一堆文字,漂浮无根,读来不知所云,读者必须发挥很大的想象力,才能勉强回到这些文字所契入的当年时空。 然后我们就要来谈时间的问题了。 在我读书上学的年代,香港人最欢迎的评论大概就是“马经”了。眼光奇准的马评家不知有多少粉丝,有时候一个人就能带起一份报纸的销量。可是我从来没见过哪一个马评家会把自己的文章结集出书,再忠实的追随者和赌徒也不至于要看过期的赛马预测吧。所以我很早就放弃了出书当“作者”的幻想(假如出书是作者身份确认的话),因为我一出道写的就是评论。除了马评、股评这类如此极端的例子之外,几乎所有的评论都和时间有关,它们的寿命就和它们所评的对象一样长,或者一样短。 艺评和乐评的情况还好一点,因为据说艺术是不朽的,尤其是艺术史上的经典和古典音乐,看的人仍然很多,听的人还是不少,因此谈论它们的文章至少有历史价值。比方说狄德罗的“沙龙书论”,号称是现代艺评之祖,虽然细琐,但过了几百年还有人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