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大地，永恒的创造之母 秦朔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收在这本书里的文章，是我最近一两年，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2020年，对中国一些区域调研、观察与思考的结果。特别感谢支持我调研的各个城市，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中的大多数文章都不会产生。 通过实地采访，我收获了三重教育。 一 首先是对经典性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有了更透彻的认识。 政府和市场、企业、社会有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不能互相代替，而应有“一臂之距”（one-arm length），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我们始终要警惕政府不按经济规律，热衷参与到本应由市场主体决定的竞争性行为中。但政府参与是不是“越少越好”（the less, the better）？恐怕也不尽然。 大量采访启示我，政府和市场、企业、社会之间可以互相促进、融合、共济，可以发生一种“嵌入”（in）的关系，而不是“对抗”（versus）的关系。当然，它们之间也有互相制约和博弈的关系。 我还意识到，政府和市场、企业、社会的关系，是动态演进的。在政府权力高度集中、行政性配置资源非常僵化的时代，就需要“放”，放权，放活，放开，“无为而治”，无事不扰。而逢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增加“有为而治”的成分，就是势所必然。有为而治，不是“收”，不等于管制回归，而是通过响应式服务，加上战略性牵引，引导资源更高效地配置，以提升全要素劳动生产率。产业在变，技术在变，商业模式在变，消费者在变，国际环境在变，在变革中，需要服务型政府，也需要有企业家精神的变革型政府。 在我看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也是一种“经济人”。“两个经济人”在中国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政府在很多时候同样富有企业家精神。在大数据时代，政府有可能掌握更充分的信息，从而做出更有利于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决策。同时，政府不是只要把市场规则和政策定好就万事大吉了，因为政府也是环境营造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