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 一、文字证据与非文字证据 迄今为止，国内已有多部关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书籍出版，其中还包括一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但是，大多著述将起始点设在秦汉，还没有一部将重点放在远古时代。 难道秦汉以前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就没有文化交流？或交流量小到不值一提？当然不是，只是因为秦汉以前的文化交流几乎没有文字记载。 中国是文明古国，3000多年前就有成熟的甲骨文，所以考证历史及文化交流时，人们往往非常重视文字资料，而对几乎没有文字资料证明的秦汉以前自然也就不写了。 但是，对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来说，这样做后果很严重。日本最早的绳纹时代始于15000年前，并一直持续到2800年前。如果中日文化交流史基本不涉及秦汉以前的话，就等于把日本整个绳纹时代都忽略掉了。这可是一个持续了12000多年的时代，完全忽略掉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不过，要想研究日本绳纹时代的中日文化交流，问题就又回到原点：有证据吗？ 其实，在21世纪的今天能够成为证据的早已不单单是文字资料，还有许多非文字资料可以成为证据。 1925年，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主张“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互证。 1993—2003年，杨向奎、饶宗颐、孙作云、叶舒宪等学者先后提出“三重证据法”，主张在“二重证据”之外，再加入古俗、口传、仪式等民俗学和民族学旁证。 2005年，叶舒宪首次提出“四重证据法”：“一重证据指传世文献。二重证据指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包括王国维当年研究的甲骨文、金文和后来出土的大批竹简帛书。三重证据指民俗学、民族学所提供的相关参照材料，包括口传的神话传说，活态的民俗仪礼，祭祀象征等。四重证据则专指考古发掘的或传世的远古实物及图像。” “三重证据法”和“四重证据法”所重视的，其实都是非文字资料。而且笔者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将来还会有人沿着非文字资料的大方向提出“五重证据法”“六重证据法”“七重证据法”…… 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