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 约翰·伍德 投诚 我心中没有恨。自己现在差不多已能肯定这点了。我为祖国战斗得太久了，以至于连自己的老婆都丢了，让她跟了另外一个男人，一个瘸子。那是因为虽然我还活着，但不在她身边，对她来说我就已经是个死人了。大概让我还有些愤愤不平的是，这个男人的残疾是天生的，而不是打仗受伤造成的。现在甚至连这一点都无关紧要了。我的祖国是以灭亡告终的，而且我也不在那儿住了，我偶尔从报纸上了解到越南统一后的生活状况，肯定那两个人仍在那里遭罪。实际上这对我来说也无所谓了。这样谈论他俩，甚至连自己都觉得有些奇怪，但让人更加费解的是，我先提起他俩，然后才讲另一个男人的故事，一个遭受着别人难以想象的复杂情感折磨的男人。正是这个饱受折磨的男人让我有时觉得自己还能盘着腿，摆出一种平静的姿态，甘愿接受所有一切，甚至包括人们所说的那个苦自人欲的道理。 我所恨的可能还有其他人。但我的确为过去的敌人感到难过，也为我们国家的敌人感到难过。我现在住在路易斯安那州格雷特纳市的玛丽·波萍南街上。正因为我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我在住在西岸的那些越南移民中颇有影响力。我们都是来自南越的移民。假如你走过一座桥，进入新奥尔良，沿着州际公路向北走，然后再转向一条以一位厨师命名的高速公路，就会来到一个叫凡尔赛的地方。在那里你还会发现来自北越的人。他们都是凡尔赛的天主教徒。但我是佛教徒。下面这些事是一位来自越南共和国福绥省的越共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告诉我的。 那时，我正在土山附近的兵营里给澳大利亚人当翻译。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不同体现在搭帐篷的方法上。美国人是先清理出一块地，砍去那里的植物，把地犁一遍，弄平整，围上带刺的铁丝网，最后在网上挂上铁皮酒罐。澳大利亚人则直接原地搭帐篷，从不砍树，然后住进铺上木地板的帐篷里。他们把帐篷支在树荫下。每当你清晨醒来，就能听到头上的鸟叫声。这情景常常让我想起自己的家乡。我住的村子离这里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