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没有学生们的研究工作，我不可能写出此书。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曾在研讨课上进行过讨论或与爱德华·哈蒙德、卡尔·斯林科特等助教进行过反复辩论。其他几位学生的论文，则特别有助于我界定自己的观点。詹姆斯·波拉切克对19世纪苏州的研究，极大地影响了我关于同治时期士绅的描述。如果本书有足够的地方容纳脚注，杰弗里·巴洛关于孙中山的论文是值得一再引用的。周锡瑞对辛亥革命的诠释，彻底影响了我对这段历史的理解——等他读到此书时，就会明白。马安国对湖南精英的详尽分析，使我有信心论证20世纪早期士绅阶层的转变。上述作品，有些正在付印，我希望它们最终都能出版，以便其他人也可以从中受益。 写作此书期间，我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人文学教授，并得到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资助。克里斯托弗·豪博士为我多方奔走，伦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会也给了我极大帮助，使我得以查阅该校亚非学院图书馆的各种资料。此外，我尤其还要感谢老弗雷德里克·韦克曼、薛立敦和卡罗琳·格兰特。在我写作的各个阶段，他们给予了大量关键性的帮助。 魏斐德 1975年2月，伯克利 序言 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学家，习惯将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后的急剧变化和儒家文明的缓慢变化进行比较。所以，我们对抵制欧洲征服的一些更古老文明的看法，因西方全球扩张带来的新视野而扭曲了。在这些古老文明中，最顽强的莫过于中华帝国。因为这个国家对自身文化太过骄傲，所以其子孙似乎无法迅速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以应对欧洲的挑战。就这条常见的历史观点来看，一个如此辉煌而厚重的文明，的确无法承受任何会打乱其根基的事件，否则，整座“文明大厦”就会崩塌。既然渐进的改革无法进行，横扫一切的革命就势在必行。因此，中华帝国灭亡的原因，就最终归结到了延续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上。由于没能力进行根本性的内部变革，中国将不得不被外部势力推向革命。但如果这个解释是正确的，那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