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冷战终结的背景下，新一波跨国社会运动迅速勃兴，这不仅引起国内外学者和评论家的普遍关注，而且还引发了学界诸多的思考和激烈的争论。与冷战前的跨国社会运动相比，冷战后的跨国社会运动有着怎样的新特征？这些新特征对其行动策略和关系维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新特征给跨国社会运动的规制方法和规制模式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冷战后的跨国社会运动呈现出运动范围的全球化、社会诉求的多样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运动目标的非革命化和斗争方式的双重性等特征。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特殊行为体，跨国社会运动与国际非政府组织、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主权国家等主要国际社会行为体之间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在国际社会的关系网络中，冷战后跨国社会运动在国际体系中既可能是国际社会的坚定抗争者，也可能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换言之，抗争逻辑和治理逻辑是冷战后跨国社会运动的两种基本行动逻辑。 冷战后跨国社会运动在基本特征、关系维度、行动逻辑和功能角色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以及其所表现出来的个案差异对主权国家规制策略的选择带来新的挑战。跨国社会运动的运动性质、议题领域和斗争方式等运动自身维度，政体类型和政府权能等国家维度以及国际体系、国际规范和全球舆论等国际维度都影响着冷战后跨国社会运动的规制策略。基于武力镇压、谈判式管理和策略性瓦解等既有成熟规制模式的考察，对冷战后跨国社会运动的规制，主权国家可以秉承慎用武力原则、非政治化原则和制度化原则，在强制、劝说和信息三种规制策略以及法律、物理和心理三种规制路径之中进行合理的选择和组合，并且将国内规制和国际规制有效地结合起来，积极参与国际规制合作，推动跨国社会运动规制的制度化。 冷战后跨国社会运动的规制并不存在一种普遍或统一的模式。尽管“策略性瓦解模式”被认为取代了之前的“谈判式管理模式”成为冷战后勃兴的反全球化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