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谢青 人类浩荡的文明史进程始终离不开与传染病的斗争，从重溃古希腊文明的雅典大瘟疫到中世纪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再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遍及全球并令人闻之色变的艾滋病，直至眼下肆虐全球且尚未平息的“黑天鹅事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类一度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束手无策，好在医学的快速发展让我们由守转攻逐渐掌控了这场鏖战的主导权。溯因来看，传染病由各类细菌、真菌、病毒、衣原体、支原体、立克次体、寄生虫等病原微生物引起，侵袭人类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呼吸道传播、粪口传播和体液传播。毫不夸张地说，人类和病原微生物的关系并非此消彼长而是共同进化，博弈双方针对彼此的“阿喀琉斯之踵”不断更新进攻策略以瓦解对方的惯用战术，往复循环，直至停火期，并须时刻提防对方卷土重来。在这个漫长的交战过程中，双方的作战能力都较交战伊始上升了好几个维度。 以人类抗争细菌感染为例，抗生素这一“武器”在投用初期可谓立竿见影、直击命脉，有效而稳定地控制了一系列敏感菌对机体造成的损害。然而，在我们喜悦未久之际，细菌已悄然实行了“破壁”方案，耐药菌株发生菌种替换，特异性阻绝原先抗生素的作用位点，人类由此不得不开发更强劲的新型武器进行围剿。这又进一步刺激细菌予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反击，经多次对垒之后，以MRSA为代表的“超级细菌”诞生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种具多重耐药特性的“佼佼者”宣告了细菌应对人类治疗策略的胜利，而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也是人类绞尽脑汁应战却始料未及催生出的“副产品”。 人类社会消灭一切现有的病原微生物从而消灭传染病是不现实的，不过也不是没有成功的案例。得益于疫苗接种，天花成为第一个被人类消灭的传染病，这给予了我们在探索传染病管控方面极大的信心。人类对事物的恐惧往往来源于无知，大众对“流行病”“烈性传染病”等概念易存在诸如“触之即死”“不可治愈”等危言耸听的思维误区，而对疾病了解得愈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