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外国诗通过本国语翻译可以增进本国读者（不限于初学者）理解与领会的深度，所以世界上大有人说外国诗通过翻译才会对本国诗产生真实的影响。 双语对照诗版本，不仅使对于本国语文具有一定水平的眼力而也粗通对应语种的读者一目了然看得出译诗的得失、短长，而且易显出这种译诗会如何作用于本国诗创作、应有的好作用和不应有的副作用——功与过。 译诗的理论应该是产生于译诗的实践，否则就会是连篇空话或满纸胡言。 从我个人的经验说，我从20世纪20年代末在上海将读完中学时期起，开始在课外悄悄试笔译出一首较长的19世纪名诗而又作废开始，到80年代初在北京还发表试译的几首英、法现代诗为止，从实践中自然也产生了自己对译诗的（以至一般文学翻译的）个人想法、主张（也可能是偏见），到1982年，把半世纪以上发表过而还留存的英、法诗的一些试译篇什，找原文大致校看了一番，亦即检验了一下自己对译诗的主张和自己对选题的取向。如今在此不得不从旧序中连篇累牍照抄有关的一些话以代替新写前言所应说明的基本内容。 （二） 50年前，我初到北平，在北京大学英文系读1929年度的一年级英诗课，恰好在20年后我辗转万里，回到北京大学西语系教1949和1950年度的二年级英诗课。原先读书的时候，我听课后把所读书中我所喜欢的十之三四试译成中文，随译随弃，从未向报刊投稿；后来教书的时候，我上课前把所选诗的十之七八又试译成中文，积置一边，仅在1954年和1957年整理出三家若干首（章、节）给《译文》和《诗刊》发表过。这些旧译草稿和发表稿，经过十年浩劫，基本幸存；1979至1980年，我重新修订和新译了几首现代英、法诗，发表在《世界文学》和《诗刊》上。经出版社邀约，又受译诗界一些新成就的鼓舞，我在1982年1月中旬，放下一切，找出旧译稿，加以删汰、修订、另补新译，突击一个多月，基本完成了一本诗选译稿。书名，踌躇再三后，我就大胆叫《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