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邓广铭 宋代的职官制度，就其部门与层次来说是错综复杂的，就其相互间的关系来说，又是胶葛混淆的。因此，它自来被宋史的研究者们视为畏途，望望然去之，避之唯恐不远。然而照实说来，在宋史研究领域里，它却是一个最具关键性的问题。我们似乎可以说，对于宋代职官制度了解的多少，是会在质的方面，决定一个宋史研究者研究成果的水平高低的，尽管其研究课题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我的朋友当中就曾有人说：“职官制度方面的事，即使你不去管它，它也要来管你，不管你研究的是哪一类问题。”这些话，都是正得我心之所同然的。 在宋代职官制度中，其最为通常出现的，关系到绝大多数官员的升迁、黜降事件的，一个是有关铨选的问题，另一个则是有关磨勘的问题。前一个，虽是从前代沿袭而来的一种制度，到宋代却又具有了与前代大不相同的一些特点；后一个，虽也是属于前代已有的考核制度之一种，但不仅这一名称为宋朝所首创，其所实施的种种细则，也是前代所不曾有过的。因此，我们似又不妨说，对于铨选、磨勘等问题如缺乏清晰的概念和透彻的理解，对于宋代的职官制度也就会随时随地遇到一些扞格难通之处，从而也就无法真正领悟的。 《宋史》把章惇列入《奸臣传》中，但在章惇的传中，却插入了如下几句话： 惇敏识加人数等，穷凶稔恶，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余皆随牒东铨，仕州县，迄无显者。 李纲的《梁溪全集》（卷160）中也有《书章子厚事》一文，文中有一段说道： 方子厚当轴，士大夫喜抵呵其失；然自今观之，爱惜名器，坚守法度，诸子虽擢第，仕不过管库、州县。岂不贤哉！ 以上两段引文所反映的是，在宋代的大小官僚们的仕宦进程中，有的人可以利用其既得的特权，可以令其子弟不依铨选的固定程序而快速晋升，而被一般人认作并非善类的章惇，却独能奉公守法，令其子弟均按部就班地听候铨叙机构的注拟。 伴随着科举制度的盛行，在唐代即已有了《循资格》的死板规定，作为入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