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箱和腹语术 代约翰·勒卡雷《微妙的真相》前言 突然之间，似乎觉得不应再背负秘密，八十过后的勒卡雷决定向追随他多年的读者揭露自己。继2015年出版迄今为止最完整翔实的个人传记后，今年九月他又将出版一部回忆录The Pigeon Tunnel，其所记或人物事件，或器物场景，看似零星，却很可能会成为理解其作品完整意义的关键编码片段。 The last official secret（最后的官方秘密）一节中，勒卡雷从年轻时他头脑中一个古怪信念讲起——多年来他一直认为这个国家最“火爆”（hottest）的秘密锁在一只破旧的绿色保险箱中。保险箱放在一间顶楼办公室内，这间办公室所在大楼位于圣詹姆士公园地铁站附近，楼道复杂幽暗，只有获得特许的极少数人才有机会进入。大楼是军情六处总部，顶楼是首长办公室。勒卡雷二十出头刚刚加入间谍机构时就听人家说，那保险箱内的秘密文件只有情报处主管本人能够阅读。 岁月匆匆，事情来了。大楼要拆迁，新总部将坐落于泰晤士河岸，丑，而且现代化，在此之前情报处所有人员和动产先搬到临时驻地。关于那只保险箱展开了激烈讨论，让起重机、撬棍和沉默的人们护送它完整抵达下一个时代吗？高层反复争论，终于达成决议：无论保险箱中的东西多么神圣宝贵，也已不再适合现代世界了，打开它。不管那会带来多少麻烦，宣誓、详细归档、根据其敏感性重新授权，开无数会签无数字，总之，打开它。 但是，那把钥匙呢？现任首长不知道，他从未动过打开保险箱的脑筋，对其中秘密毫无兴趣。他的生活哲学是不知者不会泄密。前任呢？前任的前任呢？谁也不知道钥匙在哪儿。登记处、秘书处、内保部门，问了一大圈，没有人知道，永远板着面孔坐在厨房椅上的看门人也不知道。大家只晓得保险箱根据“蒙塞”（Menzies）先生的命令安装，“蒙塞”是二战时期情报处的领导人。钥匙在他那儿吗？是他从字面意义上严格履行了誓言：把秘密带进坟墓么？他有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