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　无岸之河的渡引者——李渝的小说美学 王德威（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系教授） 在二十世纪中文小说创作的脉络里，现代主义影响深远，却总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三十年代的上海，六十年代的台北，都曾一度引领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学风潮。然而我们的传统以感时忧国、乡土写实是尚，绝不因政权、意识形态的递嬗有所改变。有意思辨主体心性、琢磨形式风格，甚或遐想家国以外生命情境的作者，注定是寂寞的，八十年代以来海峡两岸众声喧哗，现代主义所曾标示的信条其实不无催化之功。然而后现代的实验风起云涌，百无禁忌，时至今日，再谈什么主义，似乎都是多此一举了。 但在新世纪初检视前此数十年海峡两岸的创作，我要说现代主义其实未完。我所意味的是，当下文学现象如此庞杂多元，以致使作者有了无不可为，也无可为的尴尬。现代主义所强调的审美情操及主体信念，未尝不督促我们反求诸己，回归基本面。另一方面，前此现代主义作家所示范的风格，以及所经历的生活及创作转折，依然有待读者及评者探讨思辨。我的说法当然不仅止于为某一文学形式复辟而已，恰相反地，我以为如果我们借现代主义再思“现代”一词所暗示的“当下”及“流变”意义，我们对这一风潮的回潮，可以成为拟想未来——下一个“现代”——的起点。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当重视像李渝这样作家的原因。李渝六十年代末赴美后，并未与台湾文坛保持联系，她与同为作家的先生郭松棻曾一度参与“保钓运动”，同辈的战友尚有刘大任等人。“钓运”一役来得急、去得快。那段政治岁月也许只留下电光石火的痕迹，但却成为这几位作家创作修行的开始。比起上文所交代的背景，现代主义似乎不应与李渝、郭松棻这些作家发生关系。因为他们所曾经坚持的政治信仰，其实是反现代主义的。但唯其如此，我们得见李渝还有其他同道这些年所经历的变与不变。他们曾为了改造中国，急切拥抱以社会、民族、现实是尚的主义；到了中年蓦然回首，他们反而了解捕捉现实、更新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