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63年2月，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观察者》之际，卡尔维诺为小说写过一篇介绍文章，但后来并未随小说一起出版。现在，这篇介绍文章与小说首次合体，以飨读者。开头的问题与前两段刊登在1963年3月10日的《晚邮报》上，标题为“问卡尔维诺一个问题”，采访者为安德烈·巴尔巴托。 您的新书《观察者》是一个涉及当代主题的故事，书中关于政治、哲学和宗教的各种反思相互交织。与您的其他作品相比，比如《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骑士》——这些作品别具一格，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您是否认为您的新书是一个转折点？如果是，那么它缘起何处？ 不是转折点，因为我不是从今天才开始对当代现实进行描绘和评论的。《房产投机》是我写于1957年的一部短篇小说，这部小说就试图——也是以稍作加工的亲身经历为出发点的——定义我们这个时代。我写于1958年的《烟云》也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当时，我想创作一系列同一主题的小说，将它们命名为《世纪中叶》，简而言之，就是五十年代的故事，以纪念我们正在经历的过渡时期。《观察者》正是其中一部。在这个方向（我认为我还会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写作若干作品）的内部才可以说有一个转折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深化。我在《观察者》中涉及的主题，即那种先天的不幸与痛苦，生育的责任，都是我以前从来不敢触及的。现在我也不能说完全触及了，但是我已经承认它们的存在，知道要考虑这些，这会改变很多东西。 关于冒险—幻想小说，我不会问自己是否要继续这一组主题，因为每个故事诞生于一种情感—道德难题，这一难题逐步成形、成熟，最终强加于自身。我们知道，故事还有消遣、游戏、创作技巧的部分。但是，这个最初的难题是一个必须自行形成的元素，而意图和意愿无关紧要。这不只适用于幻想小说，还适用于所有叙事作品，包括现实作品、自传作品的作品集，并且由它决定在浩瀚的事物中哪些可以写，哪些非写不可。 这部小说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