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院版编者导言 保罗·纳托尔普（Paul Natorp） 关于《道德形而上学》的产生史，人们认为材料绝大多数已在《实践理性批判》的导言中（《康德全集》，第Ⅴ卷，489页以下）汇聚。由此得出，这部著作的计划虽然一直回溯到60年代，但其实施却一再推迟，因为一部奠基性的纯粹（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批判这个更重要的任务必须先完成。但是，在完成了两部批判之后，新产生的《判断力批判》的计划，其相对快的实施，就完全占用了哲学家后来时间（直到1790年）的工作。终于，该轮到完成久已准备好和应许过的《道德形而上学》了。我们也听到，有人确信无疑地期待它在1791年的博览会出现（基塞维特尔致康德，1791年6月14日）。但是，还在此后的两年里，康德甚至在信中称这部著作为在手头的或者现在的工作（1792年12月21日致艾哈德；1793年5月12日致费希特）。即便这时，事情也进展缓慢；《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出版于1793年）和更多的小作品的撰写挤进了这中间。就连内容上的困难也似乎阻碍了这部著作的完成。席勒在1794年10月28日写信告诉艾哈德：“产权的推导现在是很多思想者研究的问题，关于康德本人我有所耳闻，我们应当在他的《道德形而上学》中有所期待。但同时我听说，他对自己在这方面的想法不再满意，因而眼下搁置了出版。”最终在1796年夏天，《法权论》完成付印。据说它是在1796年米迦勒节博览会出版，并且被不同的报纸说成是在这个日期出版的。但实际上，它似乎是1797年1月才发行的。因为虽然耶舍在11月4日的一封信中称这部著作“刚刚出版”（基塞维特尔在9月23日还在热切盼望其出版），但是在12月7日，雅各布还是一再热切地期待着这本书，它“被预告为已完成，但很可能印刷尚未结束”。而且在1797年1月16日，艾哈德“尚未收到”。但相应地，在1797年1月19日星期四的《哥尼斯贝格学术和政治报》第6期的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