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重绘杨绛的文化肖像 陈晓明 如今的文学博士大都是在严整的学术训练中成长起来的，无疑有不少十分优秀的青年才俊，他们处理起学术问题得心应手，做起论文来驾轻就熟。他们无疑是学术生产的主力军，其学术潜力当然可以长期发掘下去，也可期待成就一番事业。只是如此造就学术人才，有时难免缺乏新奇之感。例外与偶然往往可以给人惊喜，吕约大约就是这样一个例外与偶然的博士。她之就读于北师大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多少有些偶然机缘。她原来在南方一个领潮流的报业做得风生水起，在那里正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的时候，突然北上，随后数年，又向往起学术。吕约的媒体经历，使得她对学术还保持着学术之外的那种心情和方式，多了一份疏离开来的自由、随意和灵巧。说到底，她做学位论文，就是带着很强的个人情感、爱好和追求。本人有幸参加答辩，既可感觉到论文的不同凡响，在答辩现场也别有趣味格调，可以感受到吕约为文的清新纯净之气。当然，说起来，吕约早年写诗，她在华东师大读本科时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校园诗派风起云涌的时代，她的诗情伴随着青春的热情和时代剧变，自有另一种不可放弃的品质。延伸到她的博士岁月，于她则是自然而然地选择杨绛做题目。这一做，还就是把自己做进去了，也做成了她自己。这样的博士论文，就是有个性，有文风，有韵致的文章了。现在我们读到的这本书，就是她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做起来的。 杨绛先生深受一大批文艺青年热爱，她早已是一种文化象征，一种精神规格，一种历史仅有的存留。2016年暮春，杨绛先生与世长辞。新闻媒体一时喧嚣，纷纷聚焦这位百岁老人的爱情故事，并将其定义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我想，这是有偏颇的——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杨绛首先是一位具有贯通意义的中国文学家。说她“贯通”，不只因为她的生命穿越了二十世纪，更因为她的创作贯通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贯通了戏剧、小说、散文等多重文体。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中国文学史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