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前彩插 图片: 茨维塔耶娃 图片: 作者手迹 序言 江弱水 那接骨木，那花楸树 中国人形容苦日子是黄连，俄国人则比喻为艾蒿。茨维塔耶娃说：“活到头——才能嚼完那苦涩的艾蒿。”阿赫玛托娃也写道：“旅人啊，你的旅途黑暗茫茫，异乡的粮食含着艾蒿的苦楚。”读白银时代俄罗斯诗人的传记和作品，深为那非人所能承受的苦难震撼，我常常掩卷太息，不能自已。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无不如此，而茨维塔耶娃尤甚。 茨维塔耶娃1892年出生于莫斯科一个上层知识分子家庭，很早就写诗，十八岁出版了处女作诗集《黄昏纪念册》，由此广受瞩目。十月革命后，她的丈夫谢尔盖·艾伏隆参加白军而流亡西方。1922年茨维塔伊娃离开俄罗斯，辗转于德国、捷克与法国十七年之久，过着非常贫困的侨民生活。1939年6月她带着儿子穆尔回到了苏联。两个月后，先期回国的女儿阿莉娅被逮捕。四个月后，丈夫艾伏隆被控从事反苏活动，被逮捕，然后被枪决。茨维塔耶娃生计无着，寄人篱下，为获得住处她向作协书记法捷耶夫求告，却连一个平方米都得不到。想发表作品，出版诗集，却被斥为思想幼稚，形式扭曲，是来自“那个世界”的病态产物。好像这样苦难还不够似的，苏德战争爆发，她和儿子从莫斯科疏散到外地，终于，1941年8月31日，茨维塔伊娃在绝望中自杀。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俄苏文学，似乎为了验证“诗穷而后工”“穷苦之言易好”等文学铁律，催生那惊人美丽的诗歌与艺术之花，而施与土地以格外肥沃的养料，这就是痛苦的血泪。国家不幸诗家幸，但俄罗斯的问题是，好像为了诗歌之幸，特地要造成国之不幸，人之不幸。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与中国儒家的养欲、道家的厚生、佛家的灭苦不同，俄罗斯人发展出来的独特的怜悯神学，似乎认为幸福中一定存在苦难，否则幸福就不圆满。托尔斯泰在《论生命》中说：“肉体痛苦是人的生命和幸福的必要条件。”“真正的爱是永远建立在抛弃个人幸福之上，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