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所在

[美] 苏珊·桑塔格
献给伊丽莎白·哈德威克 Ⅰ 阅读 莽原、都城、邦国、尘寰 选择无多因为身不由己 去路非此即彼……所以,我们当伫足家园 只是家在何方? ——伊丽莎白·毕晓普 《旅行的问题》 诗人的散文 “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十九世纪……我便什么也不是,”加缪在1958年一封向帕斯捷尔纳克致敬的信中如此说。后者是一群才华横溢的杰出作家中的一员。在过去二十五年间,这群作家的著作,连同他们悲剧命运的历史,在翻译中被保留、恢复、发现,使得俄罗斯的二十世纪成为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具有(或将被证明具有)跟俄罗斯的十九世纪同样的塑造力,并且由于它也是我们所处的世纪而愈见迫切和意义深远。 改变我们灵魂的俄罗斯的十九世纪,是散文作家们的一项成就。俄罗斯的二十世纪主要是诗人们的一项成就——但不只是诗歌中的一项成就。对于他们自己的散文,诗人们表示了最激烈的不屑:过分追求严肃性将不可避免地浸透着诋毁。帕斯捷尔纳克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十年,把他青年时代那些出色、精妙的回忆录式散文(例如《安全通行证》)斥为可怖的现代派和自我意识,同时宣称他当时写的长篇小说《日瓦格医生》是他所有作品中最真实和完整的,他的诗歌根本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更典型的是,诗人们都信奉诗歌的一个定义,把它当成一家大企业,其固有的优越性(文学的最高目标,语言的最高状态)使得任何散文作品变成相形见绌的小公司——仿佛散文永远是一种沟通,一种服务活动。“教诲是散文的神经,”曼德尔施塔姆在一篇早期散文中说,因此“对散文作家或随笔家有意义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曼德尔施塔姆曾经说,散文作家必须使自己对他们同代的具体读者发言,而诗歌总的来说则存在一群有点儿距离的、未知的读者:“与火星交流信号……是一项值得抒情诗人去做的事。” 茨维塔耶娃认同这种把诗歌作为文学事业之顶点的看法——这意味着把所有伟大的作品,甚至伟大的散文作品,跟诗歌等同起来。“普希金是个诗人,”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