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罗杰·梅尔 第一版（1955年）前言 本文集所收的全部论文都是应时的作品；这些论文不是来自对主题，特别是对系列主题的反省的内在展开；所有这些论文都是由某个事件引发的：在研究小组中的一次讨论，一次研讨会或一次学术会议，一次伴随着痛苦或快乐的周年纪念会。不过，由于格调和主题的相似，特别是由于某种偶然的巧合——我试图在这里找出其中的规律，进行自我批评——所有这些散乱的论文在我看来能协调地整合在一起。 我围绕着两个极，把这些论文组合在一起：一个极是方法论的，另一个极是伦理学的（在最广的意义上）。第一部分包括关于历史活动的意义，狭义的历史学家的职业及其客观性的要求，以及历史的全部或最终意义上的哲学和神学问题的文章。第二部分的论文属于我称之为文明批判的范围，在这些文章中，我试图重新思考我们的时代的某些文明冲动。所有这些文章都定向于一种政治教育学，我将在献给埃马纽埃尔·穆尼埃的文章中详述其意义。 然而，如果我能以这种方式把这些不同的论文分为两个类别，那么在我看来最重要的首先是刚才我称之为格调相似的东西；事实上，一致的格调能把上述两类问题连接在一起，只是其比例在第一部分中和在第二部分中正好相反。我极力反对把主导概念的解释分离开来，因为我们试图根据这些概念在真理中思考我们在历史中的介入，积极干预我们的文明危机和在真理中证明思维力量和效率的问题。无任何东西比所谓介入的思维和不介入的思维的对立更外在于这些论文的“方式”；不管被分别看待，还是被整体看待，这些论文都旨在对这种对立提出质疑；应该删除这两个词语，而且同时删除它们；在我看来，马克思在一种仅仅进行考虑和沉思的思维与一种改造世界的实践之间引入的这种并不流行、但比较基本的对立，还需要更有力地加以摈弃；正如我们在好几篇论文中以不同的方式所说的，一种以巴曼尼得斯、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方式的反省思维的出现（暂且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改变了世界，其…